阿拉斯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后的观察与思考

一、‍“春分”，已是“大势所趋”

今年“春分”时节的一场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向全世界透出“春分”的信息，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强起来”，与美国固守霸权但日显不支的“心虚”，已截然分明。“春分”，已是“大势所趋”。

在这样的高级别会议上，面向记者的开场致辞通常只有几分钟，这次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两国代表团为媒体何时被带出会议厅产生了异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说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出现了“外交场上罕见的公开交锋”。开场陈述迅速偏离镜头前常见的外交辞令，中方的一连串反驳“出人意料”。

在CNN看来，这样的你来我往表明，拜登团队在海外要与日益崛起且自信的中国角力，在国内又面临严峻挑战。而他们面前的中国，已经认为自己与美国处于同等的竞争环境，不满足于扮演一名初级合伙人——拜登可能是首位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美国总统。

支撑美国的霸气后面，确也露出点点心虚。

例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布林肯部长和我对我们能够在这里讲述美国的观点感到自豪，这个国家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在控制这一流行病、拯救我们的经济以及确认我们民主的力量和持久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摘自《美国国务院刊登的关于中美双方2+2对话的全文内容》）

可是就在此刻，美东时间2021年3月19日周五23:45，美国新冠肺炎患者累计确诊近3042.6万，殁达55.4万，死亡率维持1.8%。

美国控制“这一流行病”果然又有“重大进展”。

西方媒体的评论，还是有道理的：“双方都不是即兴而为，而是做了充分准备与沙盘推演”。纵观整个火星四溅的开场，美国先发制人的言论强硬，杨洁篪具有戏剧性的回击辛辣且更具攻击性，而王毅、布林肯、沙利文随后的补充与回应则在维护立场的同时，让会谈还能继续。

《纽约时报》在“中美对话：朋友和敌人的会面”一文中指出，这是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两个全球大国之间的首次高层会谈。白宫和国家安全记者桑格（David E. Sanger）认为，这就是一场发泄情绪、用于衡量彼此优先事项的会议。“我们又回到了超级大国相争的现实世界——一个崛起的、雄心勃勃的大国与一个原有大国的较量。”甚至，“我们以前见过这画面。想想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崛起的时候，英国不得不决定是在世界体系中为我们腾出空间，容纳我们，还是抵制我们的扩张。”拜登团队在海外要与日益崛起且自信的中国角力，在国内又面临严峻挑战，尤其中方说不定可以借此突显美国的疲弱。

静观时令，“春分”，已是“大势所趋”。

二、注定一战——中国能避免“新冷战”陷阱吗？

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这一场大戏，无论是“内行看门道”还是“外行看热闹”，全世界都在议论纷纷，“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将影响深远”。我们当然也应该作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美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葛罗斯曼（Derek Grossman）分析，由于美国、大陆彼此都不愿退让，华府与大陆关系已回不去。未来双方恐怕只能在狭隘而有限的挑战中进行合作。这种“狭隘而有限的挑战中进行合作”究竟是什么？说穿了，如果中美“注定一战”，中国能避免“新冷战”陷阱吗？

当然，时代不同了。中国不是当年之苏联，美国也不是当年之美国，尤其“冷战”也不是美国一家单挑，就打得起来的。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开认定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经过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摸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这份报告和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可以看作是美国绘制的应对中国崛起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事实上，“中美脱钩”“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文明冲突”等论述早已成为美国公共话语中的流行概念，美国政府的这份新战略报告强调以“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the principled realism）对中国发起全面围堵遏制的“新冷战”，但不同于美苏单纯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新冷战”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歧，但更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国国家利益，在利益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也会为了其国家利益而与中国在有关领域中展开合作。

中国当前要警惕冷战，努力争取避免冷战，坚持对话，不搞冷战。“如果有些人想追逐蝴蝶，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跳舞呢？”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让中国保持清醒政治意识，那么美国衰落也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和战略定力，始终将战略重心放在本国国家建设上。只要我们继续强起来，谁也奈何不得我们。

说起“冷战”，不是一个轻易可谈的话题。正如美国知名国际关系专家和防务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所言，“核大国领导人必须准备好冒险打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为了维护关键利益和价值观，既使战争可能导致毁灭，领导者也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想，关于冷战，其实道理也如斯。正如要避免热战，我们的解放军就要时刻准备打仗，确保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战而能胜；要避免冷战，我们也要冷静分析，底线思维，妥善应对，针锋相对，才能争取主动，争取降解和消弭冷战。

立足底线思维，借鉴历史教训，不妨剖析冷战成因，以史为鉴。总之，化解冷战风险，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躲不过去的、必须稳妥迈过的一道“坎”！

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高潮，资本主义也繁荣发展，形成两大阵营对峙，逐渐演化为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美国率先发起冷战，苏联不得不陷入冷战。但苏联虽步步为营却应对失当，与美国大搞军备和太空竞赛拼消耗，国内经济发展畸形。后来也知道改革了，但改革次序不当，关键时期不是加强和改善、而是打散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推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祸起萧墙，终致解体。苏联也重视了发展，但从根本上说，败下阵来，实质上还是在发展上出了大问题，在生产力的较量、生产方式的较量上落伍了。发展是硬道理，最终拼硬实力。一个庞然大物“忽喇喇似大厦倾”，“颠覆性风险”成了“颠覆性现实”！

今天，美国是世界史上唯一独享霸权的超级大国，但疲态已露。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尽管谁也不愿意真的全面开战，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说，“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情况下，一国在决定消灭另一国的同时也就等于选择了全国自杀”，现在一国要选择重开冷战，恐怕自己也难免“战战兢兢”。我们要设法通过加强高层战略对话等办法，经常告诫美国“明白战略底线”。但不能不看到，无论其总统是否“明智”，无论其国会在胡闹和理性的天平上如何倾斜，无论其民意如何沸腾，今天的美国，的确在一步步滑向“‘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the principled realism）对中国发起全面围堵遏制的‘新冷战’”。

这是来自一个昔日辉煌却开始下坡、大声疾呼“重新伟大”的大国的战略焦虑。我们可以不去妄谈，但不能不作细想。我们不必打草惊蛇，但确需战略设防。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克制，但也必须有正确的战略应对。

中国，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已经和继续“强起来”的中华民族，有着广泛、深沉、充实的文化自信，还需更加滋养、磨练、凝聚内心的定力，全党不忘初心，全民万众一心，此心无比笃定、坚韧、强劲，“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王阳明语），一定能成功避免“新冷战”陷阱。

三、关于“新冷战”的“10条思考”

美国为什么执意要挑起一场“新冷战”？因为美国把中国的崛起视作自身先验的“威胁与衰落”，想尽办法极力阻挠。在中国日报社新时代大讲堂上，英国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认为，这是一种帝国主义大国的心理在作祟。长久以来，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全球霸权，“美国天下第一”的想法深刻于一些美国人骨子里。因此，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反应就是从各个方面极力阻挠和打压。但是，马丁·雅克还犀利指出，历史证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直做老大。

另外，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也值得一读。我们可以不赞同人家的观点，不能不佩服人家的用心良苦和实证分析基础上的战略考量。我们应坚持主见，不可不对世界的大变局有新的思考。该书作者作为“有智谋的政治家”立足于分析大量实例，讨论“为何战争可以避免”的“12条启示”，确能给人启示。我们从“为何新冷战可以避免”的角度，也有“10条思考”：

1）中方作为后起国加速发展，呈超越守成国美方的态势。老大难容老二。老二越发展，老大越焦虑，尤其要抓住遏制老二的“窗口期”出手。美方从“接触+遏制”转向“脱钩+施压”的“新冷战”。

2）以根本制度对立为基础的价值观全面对立。美方谋求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但无法奏效。“新冷战”不同于当年“冷战”中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而是采取一种新型的基督教帝国的“开除教籍”的理论，既然中国不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不信仰美国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将中国开除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

3）经济发展需要向国外开拓市场和资源，中方致力于经济互利的“合作路径”，美方却判定为零和博弈的“大赌注”。

4）双方都是大块头，都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都有在国际上拉建阵营的能量，美方的单边主义与中方主张的多边主义冲突不断。“新冷战”的“新”，在于中美两国的分歧不再是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主张，而是基于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全球秩序安排的不同理解。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量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

5）中方在彻底告别百年屈辱、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爱国主义、民族自信高涨，美方在日渐衰落中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抬头。中国强起来，美国仍强大，两者强强相遇，不断激起以国家意志较量为背景的“正当”博弈。

6）美方因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矛盾扩增产生结构性困局，特别是现在的“公共治理”危机，疫情扩散，有国内矛盾外移之需要。

7）“在现实中，两个大国的战略误判与感情好恶致命结合”（修昔底德语），美方妖魔化中方，看中方好处日少恶处日多。例如，当前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发起“超限法律战”，鼓动全球围堵中国。其行动环环相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场“内政外交配合、政府民间沟连”的旷日持久大战。

8）日益剧烈的科学技术竞争产生的发展焦虑。

9）都有核威慑毁灭对方的手段，因而虽互相厌恶却不致爆发热战。二战之后，核武器的使用使得大国较量很难诉诸直接的武力冲突，这就意味着世界帝国的权力更迭很难采用历史上惯常采用的战争和军事征服手段，而必须探索新的方式，这就是“冷战”的方式。“冷战”不是没有战争，相反始终通过代理人进行小规模的、范围可控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战争从单纯的军事战场冲突变成了一场更为隐蔽的总体战，即采取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和文化领域的全面较量和不断渗透进行“和平演变”。面对高科技竞争和文明冲突的新挑战，核均衡的脆弱性加大。随着对热战焦虑的增长，美方冷战焦虑抬头，冷战思维高涨。

10）美方称霸全球的战略不会改变，必视坚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为威胁其战略目标的最大障碍。这种结构性矛盾冲突积聚的能量，总要找个出口释放。

四、走出“新冷战”陷阱

美方因内部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难免引发的衰败，以及因维持外部帝国主义霸权难免滑向的衰落，日益加重着对正实质性进入世界舞台中心区的中方“威胁”的焦虑。民粹主义抬头，“美国优先”为重，难免使这种焦虑固化为发起冷战的冲动。美方坚持战略误判加剧紧张，中方希望走和平合作的发展道路，力图以对话代替对抗。发起冷战的主动方在美方，中方有被迫拖入冷战的风险。这种实际上已经在发生的美中之间“新冷战”的对立关系，改变的条件是美国立场的转变。美国坚持认为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主导者，但世界已经变了，一两个大国就可以制导世界的时代已经终结了。只有当美国认同必须与中国一道，在联合国宪章的规范下，共同实施全球治理的时候，这种气氛和关系才会发生变化。这是中美关系出现新局面的前提条件。

正如马丁·雅克所说，我们用“冷战”这个词，并不代表我们要把现在的情况与美苏冷战混为一谈。有三个根本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美国和苏联所处的和所拥有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世界。双方永不产生接触，他们拥有两个不同的国际体系。一个是属于美国的，另一个是属于苏联的。中国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中国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在某些方面，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比美国还要高。比如贸易，同为进出口贸易大国，中国要比美国重要得多。他们无法将中国从全球经济中剔除，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太高了，它与众多国家的关系太密切了，不可能被剔除出去。

第二个区别是，苏联在经济方面从来都不是美国的对手。顶多只有美国经济规模的60%左右，可能还不到，只有大约一半。

但中国不是这样的，2014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经济规模就已经赶超美国了。人们普遍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具体几年，部分取决于疫情的影响，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另一个衡量标准，也就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将超过美国。中国经济的崛起十分强大，而且根基很深。它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都显示了实力，当然也包括科技。

第三个区别是，苏联在对美关系中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军备竞赛。它试图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投入了大量资金，浪费了许多资源，这是一种灾难性的做法。中国不会犯这种错误。中国不像美国或苏联那样畸重军事力量。中国的军力发展目标是保卫人民和平生活，中国会更加重视军民融合的经济发展方式。

历史场景不会重演，美国的一厢情愿不会如愿，但一场笼罩着昔日冷战阴影的中美竞争和对抗，在所难免。诚如陆克文所说，“21世纪20年代对美国和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而言将是成败攸关的十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战略、经济和技术力量对比很可能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对等。因此，21世纪20年代将是危险的十年。老牌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历史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无论双方采取什么策略，无论事态如何发展，美中之间的竞争将加剧。”

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是焦点。暴风雨会来的更猛烈，这是“风眼”！注定一战？——中国能避免“新冷战”的陷阱吗？

当然，时代不同了，大势所趋，我们毕竟还是有理由对目前的中美冲突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保持谨慎乐观，即中美关系不再是“冷战”背景或“9•11”背景下的委曲求全的彼此合作，而是在彼此的较量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方向。这种较量有可能失控导致全面冲突乃至战争，也可能在彼此较量中探寻到彼此无法逾越的底线，进而在这条底线上建构起合作博弈的规则与平台，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彼此冷静的政治判断。

曾国藩曾言，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其半，势居其半。以此语看走出“新冷战陷阱”，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