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达：中国经济将回归有质量的增长

2014年12月09日 深圳商报

　　“当我们谈论经济下滑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或许很多人没想到，如此文艺的开场白，出自经济学家郭万达。12月2日下午，就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现状，郭万达欣然接受深圳商报专访。由于深圳在调结构促转型方面先行先试，并在创新领域走在全国前列，郭万达透过深圳商报《前沿观察》（11月4日）推出学者唐杰讲述的“深圳故事”解读中国经济，勾勒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中国故事”。

　　郭万达现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简称CDI）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国家宏观经济与产业政策，城市化与低碳经济研究。他分析认为，从超高速增长回归至“常态”，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事实上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未来“中国故事”如何书写，取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创新驱动两个重要支点。

　　1 经济增速放缓是趋势

　　进入2014年以来，宏观经济数据基本指向一个事实，即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断下行将导致一些风险爆发，甚至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最近，这种担心集中在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和债务风险方面。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运行仍在合理区间，风险总体可控。

　　郭万达对此分析指出，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这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趋势。他罗列19个季度以来的数据指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实际从2010年第一季度已经开始，从12%、11%、10%、8%，直到今年第三季度的7.4%，连续19个季度都在往下走。

　　与此同时，刚刚公布的10月份企业利润数据也不乐观。10月我国企业盈利增速回落，只有6.7%的增长，同时用电量、货运量、贷款量也在下降。这种情况来看，四季度也将依然延续放缓趋势。

　　郭万达表示，对于明年，国内外机构纷纷调低中国经济增速预测。国内包括人民银行、中国社科院预测明年增速可能为7%，国家也可能把目标定在7%左右，这是保就业率的底线。国际机构则认为有破7的可能，瑞银预测2015年中国GDP增速为6.8%，2016年或降至6.5%。

　　“我的看法是，无论从今年以来的表现，还是第四季度以及明年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这也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郭万达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有很多因素，一方面由于外部市场不稳定给中国带来影响。同时，国内房地产调控、去产能过剩、去杠杆等系列调控的综合影响正在显现。

　　不仅中国，从全球范围看，高增长之后的“增速换挡”是一种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不到10个国家。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走过的道路也都说明，国家经济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之后，需要有调整期。

　　2 将回归“新常态”增长

　　处于调整期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多少才合适？是回归“均值”，还是回归“常态”？

　　“均值”源于美国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的提法。今年10月，萨默斯与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合著的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为2%，并且到一定时候，那些历来增长名列前茅的经济体会出现增长滑坡，向全球平均水平靠拢，中国最终也不会幸免。

　　萨默斯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领域颇具影响力。他研究认为，大于6%的增长即为超高增长，中国若长期保持当前的增长水平，将是“超乎寻常”的现象，但这种异常增长将难以持续。以亚洲经济体历史发展来看，除台湾保持高速增长30年、韩国29年的特例之外，超过30年的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几乎没有。而事实上，一般能达到十年的增长已经不易，高速增长过后必将回到增长“均值”——4%。

　　郭万达对此认为，萨默斯所说的“均值”，类似于中等收入陷阱，但又有不同。目前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解释为，有些拉美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但“均值”则明确指出增速为4%，超过4%的持续的高增长将不太可能出现。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隐含了经济哲学原理，因为任何经济发展不可能只往上走而不回落。”郭万达对记者表示，他部分认同其观点，但“均值”说未免太过悲观。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回归新常态。

　　对于“新常态”，习总书记在今年APEC会议上更明确地做了阐述，其中的一个含义是指经济增长要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郭万达对此的解读是，尽管官方并未用“超高速”来形容之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文中引用的“高速”即指过去10%以上的增长。受金融危机四万亿的刺激，中国经济被人为拔高，由此导致的产能过剩、货币超发、房地产过热等系列后遗症，已经逐一显露。两位数的超高增长并非常态也不可持续，所以习总书记提出“回归新常态”。

　　郭万达认为，无论是回归“均值”还是回归“常态”，隐含了共通点——有升必有降。其实经济发展自有其规律，任何国家或经济体不可能只有繁荣而没有危机，一直往上走而不回落。只不过要认清，“降”的时候是以哪种方式，是断崖式下跌，还是常规性下降？“纵观2010年一季度至今19个季度的数据，我国GDP增速一直在调整，并没有出现急速下跌，基本属于常规性下调的范畴。”

　　3 须谨防断崖式下跌

　　“经济增速回归时，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急刹车’带来的断崖式下跌。” 郭万达表示，新常态本身并不排斥下滑，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调整，包括调速度、调结构、调动力。

　　过去中国增长模式的鲜明特点是“高速增长”和“结构失衡”，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资”和“强出口”。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让原本将回落至7%的增速又升至12%，现在的调整基本是个自然的过程。从动力转换的角度看，旧增长动力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动力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会出现波动，这并不奇怪。

　　从结构上分析，以往的结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被人为拔高出现经济过热，那时的超高增长50%靠投资拉动，消费只占到30%多一点，消费的贡献非常低，结构严重失衡。由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以及银行信贷，并大量集中在房地产行业，由此产生不少“后遗症”——产能过剩、债务问题、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问题，这些情况到目前依然存在。

　　同时，过去的投资驱动还造成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好在这一点，我们政府包括国民，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旧常态下的超级增长产生的后遗症已经显现，怎么可能再维持下去？因此，从目前的角度看，回归常态既遵循了经济规律，同时也避免了因经济硬着陆带来的后遗症。”郭万达说。

　　但需警惕的是，回归的同时要避免“急刹车”。采访中，郭万达特别指出，虽然我国人均GDP今年可能达到7000多美元，再过5年或将过万美元，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将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但目前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有7%到8%的潜在增长率，有大量人口需要就业。不仅每年新增的700万毕业的大学生需要就业，大批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也有待解决。如果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将对就业产生巨大影响，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国也将因此陷入金融危机。“因此能回归到常态，又是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大有好处。”

　　4 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是支撑

　　在分析经济增速如何回归“常态”时，郭万达给记者讲了一个“中国故事”和一个“深圳故事”，这两则“故事”源自《深圳商报》近日刊登的对两位经济学家的专访。

　　经济学家樊纲认为，两位数的增长，对中国来说从来都是过热的增长。过去20年经济发展显示，经济增速超过9%一定出现通货膨胀，超过10%，既通货膨胀又资产价格膨胀。樊纲看来，“现在的增速，就属于正常水平，由此可预见，将来中国不会再出现新一轮的过热，政府也不会再刺激经济。”

　　如果说樊纲讲的是“中国故事”，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唐杰则对“深圳故事”做了新的注脚。他说，经济转型需要深圳先行先试，他对深圳转型的思考是，市场机制是基础，但是它需要两个条件才能有效运转。一个是法制化条件，一个是国际通行规则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才是能够激励创新的市场体系。

　　郭万达对记者表示，通过“深圳故事”足以证明，全国经济增速回归常态是有可能的。它的重要支撑点在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创新驱动。

　　结构方面有三个内容：首先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深圳为例，金融危机以前，深圳服务业所占比例没有第二产业高，但这几年增长至56.6%，已超过第二产业。全国也现同样趋势，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超出第二产业。发展服务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拉动就业，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带动的就业率比第二产业高50%。

　　其次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包括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任何有质量、持续稳定的增长，都取决于技术的发展，没有技术驱动和科学革命，产业难以发展。

　　另外，是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永远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技术。比如手表，只有时间功能而不做更新的手表很可能会被市场淘汰，但随着技术变化，融合了其他功能的智能手表越来越受欢迎，手表产业再度起飞。比如说服装，它已经和时尚相结合，有了新的定义，变成自我个性的展示、职业身份的认同，传统产业升级焕发勃勃生机。

　　谈到另一个重要支点——创新驱动，郭万达认为“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包括技术创新，当然也包括制度创新”。

　　目前，中国在创新研发方面有较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2013年全球创新千强榜单显示，尽管中国企业上榜速度已经有了增长，但总研发支出却不高，只占整个榜单的3.2%，而北美企业研发支出已经达到39%，欧洲也有29%。仅欧美企业的研发支出，就占到全球近70%。

　　抛开外部环境，研发支出在中国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也很小，只有2%不到。相较而言，深圳的表现抢眼，在创新领域已有超前发展。去年，深圳研发支出比例达到全市GDP的4%，今年估计要超过这个数。这与全球最高的以色列4.4%相比，也已非常接近。

　　深圳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企业的贡献。郭万达以深圳企业华为为例，华为去年的研发支出，占到公司销售收入的12.8%。这是什么概念？微软的研发支出为13.3%，而谷歌也不过13.5%。这表明华为的研发支出非常大，这也是华为能在全球市场傲视群雄的一大原因。

　　郭万达指出，作为中国的创新之都，深圳PCT国际专利占据全国半壁江山，GDP已连续5年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从“深圳故事”来看，创新的驱动带来了真正有质量的增长，“中国故事”未来怎么写，或许可以从深圳的发展中获得借鉴。

　　5 建议政府出台激励供给政策

　　经济增速回归常态，政府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在刚结束的APEC会议上，习总书记特别提出企业家精神，并强调政府要创造环境让企业家发挥作用。明年“十三五”规划，如何将经济增速维持有质量的稳定增长，这是一个中长期的任务，当中也涉及到政府行为。

　　为此，郭万达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从“稳增长”向“稳就业”转变。为什么要转变？“稳增长”的本质仍然是以GDP挂帅，中国持续提了多年。纵观国外政府，他们对GDP并不那么看重，比如翻看硅谷的资料，怎么都查不出它的GDP有多少，但你一定能看到其各个行业的就业率。

　　说到“稳就业”，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企业家的事，当然没错，但政府也并非不可为。研究新加坡、德国这类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时，会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一定会出台相关政策调控就业。比如，一部分人因为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政府会为他们提供职业培训，提升技能，这样有助于他们今后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

　　宏观经济学有三个指标，分别是增长、就业、通胀，过去我们常把增长放在首位，却很少把就业放到重要地位。因此建议将就业纳入“十三五”规划，并对创业、就业的人才进行补贴，而不只停留在产业补贴上。

　　第二，从结构调整向结构性改革过渡。所谓结构性改革，是目前发达国家常用的一种说法。比如说市场竞争结构、收入分配结构、金融结构、住房结构等，所有这些结构问题都涉及到改革，改革就与政府的行为有关。

　　第三，从产业政策到创新政策转变。

　　郭万达表示，“十二五”一个重大教训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带来较大的负面效果。目前我国光伏、LED严重过剩，这些产业发展方向是对的，但由于各级政府加大对产业补贴，现有企业的盲目扩张以及无任何技术背景的中小型企业不断进入，将把这个产业拖入泥潭。

　　尽管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会运营产业政策，但仔细研究会发现，美国所谓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创新政策，他们鼓励真正的源头创新，政府对此作了大量投入。相较而言，我国政府对产业补贴有一定力度，但对重大的科技创新重视显然还不够。

　　“世界需要以新的视角和思维来看待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中国故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郭万达指出，短期货币政策调控的确有其必要性，但长期来看，政府应该出台激励供给政策，真正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