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复苏”中沪津深三城的责任与担当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窗口，作为中国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上海、天津和深圳应如何围绕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在稳定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区域经济“复苏”，发挥超大城市对振兴经济的示范引领作用？

近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与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第十八届沪津深三城论坛”。三地与会专家代表就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复苏发展等问题展开务实性研讨。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德忠、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院长史继平在开幕发言中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以及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复杂国际形势，区域经济的复苏既是国家关心的重要议题，也是上海、天津、深圳三地面临的共同任务。在该背景下，沪津深的经济发展具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是三城都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挑战，但均针对相应问题做出最大努力，尽可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二是作为经济大市，三城要发挥中心城市稳经济、挑大梁的作用；三是在稳定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三城应发挥好在都市圈、城市群、区域协同中的引擎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复苏发展。

同时，他们认为，“十四五”是我国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是高新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催生出更多的新产业和新模式。因此，如何在严峻反复的疫情环境下加快恢复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转，不断重振和提升沪津深三地乃至全国经济的韧性和竞争力是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作为来自沪津深的智库，应该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有关报告和决议精神，深入思考，真正发挥智库咨政建言的重要作用。

一、区域经济复苏面临的新前景与新挑战

当前，由于受国际地缘冲突、外部需求下滑，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仍面临着不确定性和下行的压力。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忠朴、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汤蕴懿、中新天津生态城智慧局调研员彭正阳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出发，分享其对于沪津深应如何应对区域经济复苏及面临挑战的看法。

一是科技创新可以为区域经济复苏提供新动能与新支撑。在当前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释放科技潜能将有效加快经济复苏。因此要以科技创新赢得发展主动，进一步完善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科技与经济融合的重要突破，在开放合作中为全球经济实现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建议沪津深三城应突出科技创新面向经济主战场，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美国的科技竞争、科技封锁，我们更需要能够市场化、产业化的科技创新，并发挥新型科研机构在应用研究、技术转移、企业孵化中的作用。同时，应让市场引导创新资源配置，支持“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为区域经济复苏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发挥好“首位城市”在引领区域经济圈新一轮发展中的作用。首位城市作为中心城市依托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在全球变局和中国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首位城市”的功能会发生新的变化，因此沪津深三城应立足新功能来实现各自的新优势。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首位城市”更多体现对外服务、要素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功能。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尤其在数字低碳新要素驱动背景下，“首位城市”的制造业竞争力会被重新定义，在高端产业领域发展更为迅猛，以及对产业链的控制力会进一步加强。从创新链角度来看，“首位城市”应该在新业态、新模式、新市场培育上发挥首创和示范作用。同时应该进一步形成全球创新的策源地与枢纽站的角色。从辐射的角度来看，应该发挥好在协同经济、平台经济、开放经济中的辐射作用。

三是抓住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时期，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能级。“十四五”是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此，沪津深三城可以在以下方面发力。从需求端来说，基于当前主要还是需求不足，因此应把握新消费趋势，通过全面促进消费，实现消费升级，带动国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升级，提升价值链水平。从供给端来说，应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产业链强度。从结构端来说，要深化数字低碳转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二、坚持以更高水平开放稳外资稳外贸

在国际经济大变局中，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面临重构，制造业出现一定的转移和回流趋势，叠加疫情影响，给稳外资带来一定的挑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王鹏飞、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蓓文、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周雪峰、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玉良、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王振围绕沪津深三城如何为稳定外资企业提供优良营商环境和投资服务体系等议题，分享其观点和看法。

一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国际力量格局变化加快，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但在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经贸摩擦背景下，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外部循环受限受阻明显。对此，我们必须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寻求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模式。其中，推动制度型开放，从制度、规则等方面打通各种壁垒，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此，沪津深三城应持续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发挥自由贸易港、自贸试验区、国家级经开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试点地区等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助力打通国内产业链的堵点和断点。

二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制度型开放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国家对于加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作为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沪津深可以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三个方面继续加强营商环境建设。首先，推进市场化改革，夯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基础。市场化是一流营商环境的基础，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必须深化“放管服”改革。其次，加快法治化建设步伐，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保障。中国吸收外资从对外开放初期的注重引资规模到中后期逐渐发展到更为注重引资质量。在后期的运作中，必须充分保护其知识产权，这样才能从引进单个项目发展到引进上下游关联企业，实现“集群式”引资。再次，探索国际化建设路径，以更高水平制度供给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在营商环境评估方面，我国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同时，也应继续探索构建符合地区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

三是优化外商投资服务体系，推动外资量稳质升。例如构建全周期、全链条外商投资促进服务体系，重点加强投资后期投资环境评价建设，及时了解外商投资企业在本地区的投资满意度。构建由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商协会、专业机构成的“四位一体”投资促进机构体系，全方位、全流程、全渠道加强投资促进服务。与此同时，强化外商投资促进创新服务支持，支持外资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并建立支持外资企业专业机构目录库支持它们的发展。最后，可以搭建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服务体系，逐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探索给予内外资更多一致性国民待遇。

三、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发展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相互依赖，产业链相互融合。疫情的暴发叠加地缘政治危机，给全球产业链安全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来自深圳南山科技事务所所长王艳梅、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蒋媛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和经济研究所所长曹钟雄，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纪园园围绕中国在产业链和供应链将面临哪些机遇挑战、如何发挥三大中心城市优势，以及如何创新布局应对进等问题行了研讨。

一是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变局。新冠疫情导致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和短链化，而俄乌冲突发生后，逆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各国高度相互依赖的产业链供应链暴露其脆弱性，部分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制造业外包等“去工业化”政策，采取多种措施重振本土制造业，以促制造业回流。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进入时代之争的格局。

从发达国家来看，美国在芯片产业极具优势。美国一面不断采取各种手段“打压”中国，一面在美国本土实施税收低免、补贴等非市场手段来将产业链供应链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进而在高端产业领域形成对全产业链的总体控制。从新兴国家来看，也希望借助大国博弈来找到自己的发展机会，与美国和欧盟等形成自己产业联盟，并以此来获取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机会，其中来自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的挑战较大。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是如何破解发达国家围堵和补短板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找到新市场和新空间。这要求中国企业需要以新思路和新布局找到通往全球化的发展之路。

二是中国产业链面临两个新新挑战。一方面是部分产业、制造业外迁的挑战。由于传统加工领域成本上升，使以外资为主导的部分终端制造呈现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同时，受地缘政治影响，电子信息或者经济领域一些优势领域遭到打压。而寄居于他人领域的一些产业，特别是代工的关键零部件服务领域，被发达国家逐步牵引到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产业“被掏空”的危机。

另一方面是发展过程中区域协调较弱的挑战。产业从东部向西部转移至边境地区的过程中形成自洽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但是有的产业跨过中西部直接转移到了境外。因此，面临全球大变局，内部的重构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来得更剧烈、更具有挑战性。

三是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如何应对挑战。首先，产业链供应链作为一个体系很难实现跨越，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需要走的路是绕不开的。因此，我们要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本身的融合，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整体协同，实现中外企业在中国生产、为中国服务。其次是要聚焦现实主义。当前我们还有很多领域需要补短板，特别是要攻克“通用”型零部件领域，来应对当前的不利形势。再次是在大国博弈下，需要重构战略思维，在所有产业链里做好自己的民族品牌、民营企业或者国产品牌。同时，要保持开放，在自主过程中做到兼容。最后是要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区域的协同关系。

四、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支撑，数字化则是实现精细城市管理的重要手段。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丁波涛、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丽、天津滨海新区发改委改革法规室主任武晓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数字所所长乔宇、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健、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国宏等围绕数字化助力城市高质量治理展开专题研讨。

一是数字化程度加深引发社会转型。首先，社会主体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网络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我国网民规模超过10亿，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将近75%。数字原住民激增，新一代青少年识字启蒙就开始使用电子设备，生活中已经完全依赖数字化技术。其次，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人们在网络上消耗的时间逐渐变长。根据统计，平均每人每天使用移动终端的时间长达3.5小时，其中微信使用时间超90分钟。再次，社会生产变化。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成为新生产力，数字或数据资源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

二是社会深度数字化发展推动城市治理智慧转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整体型转变：上级部门和基层部门，政府和社会，机构和民众一起转变，促进自上而下的机制创新和自下而上的理念，实现跨层次、跨部门、跨领域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和协同创新；全方位赋能：促进数字化对社会治理各领域的赋能，实现全民性、全时代、全要素和全流程的覆盖，驱动城市整体向更为韧性化、智能化和便捷化发展；革命性重塑：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反向驱动，倒逼社会管理体制、城市治理结构、公共服务模式的重塑和重组。

三是应因类施策，解决好城市智慧治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智慧治理中，应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各部门数据共享，推动数字技术的全局性赋能，能够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应用，实现数字化闭环，防止数字化应用中出现木桶效应。第二，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对数据的应用场景不同，如果一味依赖数字应用技术、形成机械处理，容易产生信息错位并降低治理效率。建议应当建立社区微平台，实现数据内循环，以及数据个性化应用，同时给予社区一定的创新空间。第三，应当结合单元网格精细化，强化基层单元组织优化，推动“一网统管”的整体架构优化，夯实数据底座体系，以标准、规范、框架等来提升精细化水平和工作效率。同时增强底线思维和危机意识，考虑紧急突发状况下数据非常态化采集和非场景化获取、以及治理体系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