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新经济学家智库，由新经济学家智库根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2023年12月23日举办的“全球产业发展论坛（GIF）2023”现场发言整理，略有删改，未经本人确认。
大家好，首先感谢何志义教授和他的团队做了一项非常好的研究，很有启发性，很有新意，这里边提到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比如说用世界一流企业的概念，涵盖了过去的一些所谓几百强的那种企业和产业的分析所没有提供的视角。比如说我们这里提供了一个历史维度，它有作为一流企业具有多长时间长期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以前没有的维度。
再有非常强调大企业的发展，而且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才能叫世界一流企业。比如提出了一流企业一定要是上市公司的概念，因为上市公司保证了治理结构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些都很新颖，当然可以讨论，但是确实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启发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的思考。作为一个学者，我们讨论问题，我就谈点自己的看法和提出一些自己想到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用这个研究？怎么能够发挥作用？具体的说就是这个指数谁会用？用这个分析方法？当然企业会用，这个分析方法告诉了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发展的，有哪些标志，有哪些特征，我们应该怎么朝着方向去发展等等，所以我说企业一定会读的，一定会从中吸取各种各样的理论和知识。
但是我想说我们怎么让政府去看，让政府去用，让政府去想，因为企业的发展涉及到了制度和政策的环境，我们要追求一流企业，但怎么能够发展出世界一流企业？
企业要做事情，政府也要做事情，体制要改革，政策要改革，才能够具有形成世界一流企业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才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比如说关于一流企业一定要是大企业的概念，而且要是世界大企业的概念。这里面就有政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些企业做大了，稍微大一点了，我们好像就要防范它了，提出反垄断的问题等等。这些企业做大了之后，一定会需要监管，企业本身发展任何大企业小企业都需要监管毫无异议。
但是你去设置各种障碍，各种限制来妨碍它的发展，妨碍它做大，这里面就有问题了。有的时候你说它很大了，它在国内很大了，但是在国际上比较仍然是很小的。现在很多产业都是国际竞争，我们也开放了，我们的企业和其他企业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你说你在国内是有点垄断地位，但是你在国际上反倒还是一个小企业，这个时候你如果限制它发展，一方面我们就再也形不成大的企业，另一方面反倒使得其他国家的企业具有更强大的垄断地位，因为削弱了我们自己的企业的发展。
所以这里面就关于大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做大之后的发展，资本做大之后的发展，我们都要有一种促进企业向着世界一流企业，向着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一流企业的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方方面面的政策，各个部门的政策不是形成合成谬误，而是能够形成合力来促进企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最好能够写成一些政策建议，每个部分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形成一些政策结论，来提醒政府来告诉政府，我们管它叫Policy implications，我们方方面面这些研究都可以得出这样的政策结论来，来改善一些政府的行为，使得我们企业能够更好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方面。
其次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强调了规模，然后我们也强调了世界一流企业一定要在这个产业当中，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领先的地位，这个确实也体现了这些企业的相对地位，规模本身就体现了相对的地位。
但是我注意到没有用相对指标，就是说企业在这个产业当中有多大，占的比重有多大。如果用相对指标，它可能更适应各种产业当中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因为产业本身的规模是不一样的，还不说专精特新那些小产业，即使是一些比较大的产业，它有时候也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
比如说沃尔玛，现在零售业可能因为网络的发展，电商平台的发展，它的总的规模可能没那么大了，但是你说它是不是一流企业？它长期具有一流企业的这样的位置，长期也是在零售业占非常靠前的比重，而且它不仅仅是在本国的，它在世界各地都有门店。再比如我们这里面提到了中国的茅台，从国际上的可口可乐也是属于同一类的，它是有这种特殊的配方，它持续的能够发展，
它现在慢慢的规模可能没那么大了，在世界范围里面相对而言它的规模可能不如其他产业的规模更大了，因此它可能不是像过去那么领先了，但是仍然应该说是世界一流企业。
这个方法可以应用到各个产业，因为企业都是在一些产业当中的，一些小的产业当中的企业，它也需要考虑什么是世界一流的问题，专精特新那些产业，它也需要考虑谁是一流企业的问题，谁是百年老店，谁是一流企业的问题。
所以如果用企业在产业当中占的相对比重这样的指标，你哪怕去掉两个规模指标，它都更适合于各个产业的企业，分析在自己的产业当中，怎么争创一流，它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它跟世界一流的比较，它去找哪个对标等等，我觉得这个方法的应用就更广一点，而不仅仅是用规模指标本身来分析出若干个企业就完了，很多企业它需要分析自己所在产业，它进行这种结构分析，它进行这种对标的分析，因此我说可以进一步考虑，而这里面有一个政策含义，什么政策含义？
就是鼓励产业内部的兼并重组，鼓励提高产业内部的集中度。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产业内部比重太大，数目太大，太多的企业竞争，而且现在经济理论的发展都能够说明，最好的产业结构不是完全竞争，而是垄断竞争，是少数几个大企业领头占的比重比较大，叫做寡头竞争这样的局面。
它一方面使得还有价格竞争，使得消费者得到成本的实惠，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它不是完全竞争那种恶性的竞争，企业的利润可以厚一点，就可以有钱去投资于创新。那么投资于创新，消费者就能够得到创新的好处，而不仅仅光是成本的好处。如果这些产品多年没有改善，技术多年没有进步，它没有得到创新的好处，而垄断竞争这两方面都兼顾，可以获得创新的好处，就鼓励形成这种垄断竞争的局面。
少数几个大企业能够在产业当中作为一流企业，发挥领军的作用。所以从政府的政策来讲，不是害怕出现垄断，而是鼓励垄断竞争，这样企业可以做得越来越大。
你想想现在世界上的这些比较有活力的产业，那个局面都是垄断竞争的局面，所以这也是一个政策的启示。我们政府怎么来看待垄断和规模的关系，怎么看待产业内部的竞争，怎么看待小企业的和大企业的关系，怎么实现兼并重组，提高产业内部的这种集中度。这是第二方面我想到的问题。
第三方面我们特别强调了一流企业要有竞争能力，要有创新能力，但是在指标上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数量指标来衡量创新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进一步考虑的，比如专利数，R&D的比例，然后技术的前沿领域，企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变化，在一个领域里面的创新能够发挥的作用。
比如说open AI，你说它有多少产值，它有多少利润，但是Chatgpt一下子对于产业的技术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时间也不长，它也没什么历史，但是它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马斯克也好，特斯拉也好，这些企业现在已经有些规模了，在某些产业里边的引领作用，我觉得就不是其他的指标能够体现的，所以我说值得考虑，用什么样的一种数量指标来衡量创新能力，这也是最难的，经济学这个方面也是最难的，我们怎么来衡量知识，我们怎么来衡量技术？
我最近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思考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关系问题，后发优势强调的在开放过程当中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各种知识，这种知识的进入对我们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美国人也是卡的知识的外溢，知识技术的交流等等，什么产品不卖给我们，什么技术不卖给我们，都是要阻止我们发挥后发优势。
而后发优势的关键的变量它是很难衡量的。知识技术怎么数量化？只能用一些替代的指标来进行量化，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四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研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颖的观点，就是一流企业一定要是上市公司，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这是强调了治理结构，治理结构上有一定的保证，因为上市公司它有一系列的法律披露，信息的透明，各种监管等等这样的制度的约束，使得它的治理结构就比较透明，也比较合理。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现在国际上还是有一些私有企业，一些家族企业没有上市，但也许有一种股权结构，但是它不见得是上市公司，它也很透明，它也遵纪守法，它也接受监管，也具有很大的公信力。也不能否定这样的企业，仍然可能在某个产业是具有引领作用的一流企业。
我们的例子是华为，它有内部产权结构，但是它没有上市，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一般化，就是找到某种指标来衡量它是公开透明的，具有公信力的、遵纪守法，接受监管的企业，来量化某种定性的标志，来说明它的治理结构，特点是现代治理结构，现在治理结构有时候这个也是动态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世界的形势的变化，随着这种科技技术的变化，随着各种产业之间关系的变化，它也都会不断变化，不断调整不断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来体现治理结构，但是不一定局限为它一定要上市公司。
从长期来看，这种产业结构企业和上市的关系，也在不断调整不断变化，所以我们把它更一般化，适用的也就更广泛，也便于不同的产业进行自己的具体的分析。
这一块也有政策含义，含义就是鼓励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发展。我们从政府的角度，我们要改善企业经营的环境，制度和政策的环境。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鼓励从监管者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我们要持续不断的促进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发展，治理结构的创新和提升，有时候不仅仅是出个政策，而是现实当中有些要素能够使它能够在市场经济当中发挥充分的作用，就能够促进企业在这方面向前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提升。
比如说现在我们发展基金投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这个对于创新企业来讲，本身就是一个治理结构，它有了外部投资者。它通过外部投资基金的介入，它从一开始的发展，从初创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就注意治理结构、合规，满足未来上市的各种关系所提出的各种要求。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举措，包括现在我们给企业纾困，我们有些民营经济出现问题，我们的政府的基金去介入，要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国有企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如果通过这种介入，通过这种纾困，通过资本的介入，让它去满足这种上市公司的各种条件，满足一个股权结构的所需要的各种制度条件，也就促进它的治理体制的提升和变化。
这样好处是什么？从长远来看，当它纾困的问题解决了，它将来发展了做大了，你还可以把它放回市场，而不是把它变成了国有企业，这样的办法使得我们政府的政策能够促进企业治理结构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朝着另一个方向去发展。
总之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不仅对企业有意义，而且从政府的角度来推动治理结构的提升，促进一流企业的产生也有意义。不然有些企业一有什么外部的产权介入，它就停止发展了。
相反通过一些好的办法，像基金的投入等等这些，解决一些债务问题的时候，同时它也改善了治理结构，这就更好的促进我们会有更多的一流企业产生，也是有一定的政策含义。我就想到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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