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是沿海经济的主体，在资本深化、资本广化过程中，正超越港口物流、滨海旅游等海岸带经济，将在深海油气开发、水下技术自主、船舶海工总体建造能力和技术提升、海上清洁能源利用、深海采矿、海洋生物医药资源获取、深水网箱养殖、星海联通跨界面信息传输、海底通信监测组网、亚太超大规模电网、海底光电缆铺设、数据服务、北极航道开拓、海底空间站和海上城市建设等深蓝经济、智慧海洋、透明海洋等方面，形成从衣食住行、海陆空天感知防减灾到能源电力供给的综合服务能力，成为巨量资金投放地，为大周边提供全方位国际公共产品。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陆上中国实现了大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沿海中国实现了大发展，那么未来三十年将促进海上中国的大发展，在硬科技、大装备下海的同时引发全球科技、贸易、金融等规则体系变革，在话语权、规则制定、国际组织设立到海洋文化软实力等方面，逐渐形成与超大规模经济体相匹配的国际地位。
一、沿海持续投入支撑了我国第一轮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旅游业和港航业成为主导产业
按照罗斯托的起飞理论，一国经济起飞意味着生产方式剧变和工业化的开始，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生产性投资到国民收入比重要达到10%以上；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巨大；城市化和服务业快速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即港口航运服务业担任了海洋主导产业角色。
2024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0.5万亿元，占GDP比重7.8%。海洋产业增加值4.3万亿元，占GDP的3%。在海洋产业增加值中，海洋旅游业增加值1.6万亿元，增长9.2%，占比37.5%；海洋交通运输业增加值0.8万亿元，增长7.4%。占比19.05%，二者合计占比近60%（56.6%），若加上海洋渔业0.5万亿元增加值，则三者占我国海洋产业增加值已近70%（67%）。
究其原因，我国2010-2024年15年近700万亿元（697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中近50%（46%）即320万亿元投在了沿海11个省市，若基建、房地产、制造业（含厂房、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粗略按各占三分之一计，其中每部分投入已超过100万亿元，这就是沿海中国发展的基础。从产出看，2024年全国11个省市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3%。
具体到海洋经济，我国首先起步的就是海岸带经济，围填海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按照各省市海洋功能区划的我国围填海规模近2500平方千米，尽管其中一些未能实现，但总体上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无论是围填海本身还是其后的产业、城市发展都意味着投资，这其实是我国沿海地区发展的底层逻辑。
海洋经济是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在海上的交集，具有“三密五高”的特点，即“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如海工造船业）”和“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高科技、高渗透”。以港口投资为代表的沿海投资有力支持了我国的工业化，支撑了我国第一轮海洋经济起飞，近年来港口整合、智能港口、绿色港口建设改造已成为热点。
二、我国正进入新一轮海洋经济爆发期
目前尚无全球公认的海洋经济定义，我国海洋经济是指海洋产业和与之相关联的活动，海洋产业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包括取之于海、用之于海、海洋获取产品利用、海水和海洋空间要素利用四方面内容，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海洋渔业、海洋油气、海洋过程装备、海洋船舶等15个产业门类。
我国对海洋产业的界定与美国对海洋经济界定较为相近，美国海洋经济统计空间范围包括美国海洋、边缘海及五大湖区域，2019年之前包括海洋建筑业、海洋矿业（含油气业）、船舶修造、海洋生物资源、海洋旅游、海洋交通等六大产业，不包括海洋科研与教育、海洋保险、海洋工程与设计等。2020年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研究共同发布《2020年美国蓝色经济报告》，建立了新的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框架，统计了十种海洋产业，增加了海上风电、海水淡化、海洋勘探、海洋国防和公共行政等四类产业。美国海洋生产总值3728亿美元（2018年），占当年GDP的1.8%，提供了230万个工作岗位，占全美就业人数的1.5%，海洋旅游休闲、国防和公共行政、矿产业、海洋油气、海洋运输和仓储贡献最大。从横向比较看，中美海洋产业的新锁定方向趋同（海上风电、海水淡化、海洋勘探、海洋国防和公共行政等），我国沿海地区蓄积了由陆向海、引陆下海、陆海统筹的巨大势能。
从我国海洋产业各板块增速看，2024年海上风电发电量增长28.2%；海洋船舶工业比上年增长14.9%，新承接海船订单量、海船完工量和手持海船订单量国际市场份额首次全部超过50%，新承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78.5%；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比上年增长9.1%，新承接订单金额、交付订单金额、手持订单金额分别占到世界总量的69.4%、67.3%和57.6%，国际市场份额连续7年保持全球首位；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全年增加值781亿元，比上年增长1.9%。
尽管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去年增速较低，但与上世纪新药推出频率比较，全球海洋生物医药已进入爆发期。至2023年底已有21种海洋药物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和澳大利亚药品监管局（TGA）认证，其中18种是2001-2023年间上市。这一方面是由于业内人士经过试错降低了对化学药的预期，另一方面是由于陆上可入药天然产物几近枯竭，而海洋装备的提升极大的提高了人类认知和获取海洋生物资源的能力。NIH指出在新开发小分子药物中，近70%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天然产物（2020年）。相比陆上万分之一的天然产物成药率，海洋天然产物成药率是其四倍（万分之四）。
近年增速减慢由多种因素引起，作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中心的大波士顿地区进入调整期，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医药板块的过量增长近年出现回调，加之特朗普新政带来的不确定性，2024年，波士顿地区生物科技专利申报量同比下降12%，基因测序巨头Illumina削减了15%的研发岗位，实验室设备供应商赛多利斯（Sartorius）关闭了当地一家工厂，生物科技企业裁员超过5000人。私募基金对早期项目的投资谨慎，早期研究项目融资成功率不足40%。政策与监管环境也在收紧，FDA加强了对基因疗法和AI药物研发的审查力度，导致多家波士顿企业的临床试验被暂停，监管门槛的提高延长了研发周期，进一步加剧资金压力。
从发展趋势看，AI技术将极大地提高药物研发效率。原研药具有“三高一长”（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长周期）的特点，一般投入额近30亿美元，从研发到上市周期约12-18年，欧美长期以来主导了全球原研药的研发生产。生物技术和AI技术结合可将药物研发投入降至3亿美元，上市周期缩短为3年，极具投资吸引力。目前全球医药数据中心、核心刊物、研发机构、顶尖企业集中在欧美，如何打破数据壁垒，打开数据通道，构建数据和生物样本枢纽，创建自身顶级机构和刊物，吸引全球数据和成果，用长线思维改变目前生物医药、海洋生物医药“唯欧美马首是瞻”的状态，是透过贸易战应当思考的问题。
海洋装备制造方面，我国完整的国内大市场不受制于人，有利于装备的空天地海全场景应用、新赛道拓展，形成全新的产业生态。政策取向及科研导向方面，“四个海上”（海上粮仓、海上油田、海上矿山、海上药库）、“三深一极”（深潜、深钻、深网、极地）等项目推进、产业安排、资源深度利用及与AI技术融合将激发海洋产业的全面提升，特别是随着丰裕社会、长寿社会、消费社会的到来，海洋资源、海洋空间、海洋装备等的需求侧倾斜以及由2G、2B到2C的拓展转向将有力促进我国海洋经济的大爆发。
//封面图来自盐田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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