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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研国策(39) | 深港“4+4”,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引擎


文/张玉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 深港跨境往来成为常态,为强化深港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深圳较之其他内地城市独有的优势。


 

□ 香港现代服务业与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有机整合,这是深港合作的重中之重。


 

□ 深圳和香港应“彼此利用,协作共赢”,联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引擎。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名称的排序问题,坊间一度有大湾区建设由广东“牵头”的传闻。7月1日,在习近平主席见证下,国家发改委、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协议明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征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国家有关部门意见达成一致后,共同推动落实”,这一传闻终于尘埃落定。实际上, “粤港澳”称谓主要是一种惯例或约定俗成。“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港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较之由谁“牵头”,更重要的是发现并培育粤港澳大湾区的引擎,即哪个或哪几个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带动者和引领者。就此而言,深港责无旁贷。深圳+香港,应该成为带动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01/ 粤港澳大湾区下的深港关系:竞争还是合作?


 

在深港发展的历史上,深圳和香港到底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是一个老问题。在深港发展差距较大之时,这个问题就不时浮出水面,在粤港澳大湾区下,这个问题就更加凸显。除了经济产业方面的竞争外,文化差异也备受关注。有香港学者指出,深圳是北方文化,香港是南粤文化,深港合作缺少相同的文化基础,认为从文化上看,港穗合作应该比港深合作更具底蕴。但从全球的角度看,承载异质文化的移民对有些国家和城市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香港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正是来自南粤文化之外的资源要素,才奠定了香港的工业基础,助推1970年代的起飞。同源文化的顺滑,异质文化的碰撞,哪一种文化基础上的合作更有创造性和更具价值,似乎不应该是存在争议的问题。


 

港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具有特殊性,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已经考虑到港澳两个“一国两制”下单独关税区的特点。每个城市都要考虑自己的核心利益,处理好共同利益,深港莫不如此。深港、穗港合作可以互补,并非互相排斥。香港需要审慎考虑深港合作、穗港合作的着重点和互补性,在合作进程中维护核心利益,做大共同利益,实现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同统一。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下的深港关系无非三种:一是竞争关系,二是合作关系,三是竞争与合作关系。理想状态应该是第三种,深港及携手同行,同舟共济,同时也有一定竞争,能够保持各自的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


 

02/ 跨境往来成为常态,深港经济往来密切


 

深港跨境往来成为常态,为强化深港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深圳较之其他内地城市独有的优势。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规划署《北往南来》的统计,2015年,香港和内地之间每天有65万人次跨境往来,相当于一个移动的中等城市。其中,来往内地的香港居民中有7成的目的地是深圳,大约23万人次/日;赴港内地旅客中有6成来自深圳,大约7.5万人次/日;在内地工作生活的香港居民9成在深圳,大约9万人次/日。加起来,每天在深港之间奔波的人次高达40万,占香港与内地每日跨境往来人次总量的60%。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如深港一样,跨境往来成为工作生活常态,两地居民活动半径彼此覆盖。


 

深港两地经济往来密切。突出表现为跨境上班和跨境公干人次的变化。过去10年,跨境上班的香港人士大体稳定,而在香港上班的内地人士增长较快,2015年比2007年增加6400人,超过95%居住在深圳。经常跨境公干人士中,香港人士基数较大,内地较小。尽管过去10年总量有所下降,但主要是香港人士下降,赴港公干的内地人士实际上是增加的。这意味着两地商务往来趋于双向和均衡。尽管没有深港之间的数据,但估计深港之间经常跨界公干的人士应该不会少。由此可见,虽有边界存在,深港经济和商务往来密切而活跃,并未受到较大影响和制约。


 

表1  深港两地经济往来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规划署《北往南来——2015年跨界旅运统计调查》。


 

03/ 深港制造业比较: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通常认为香港制造业风光不再,那么香港制造业到底怎样呢?与10年前相比,2015年香港本地制造业的机构数目、就业人数和增加值,均呈下降趋势:机构不足万家,就业不足10万人,增加值不到400亿港元。从行业上看,上升幅度大的是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下降幅度大的是电器电子光学制品。前者属于传统产业,后者应属于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业。总体而言,香港本地制造业仍以传统产业为主,且呈持续萎缩趋势。


 

表2  香港本地制造业2005-2015比较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年刊2016年版》。


 

至于港资珠三角制造业,也与香港本地制造业类似。港资珠三角制造业企业高峰期有40万家,如今只有3.2万家;高峰期雇佣了超过1000万工人,目前只有450万。更严峻的是,港资珠三角制造业至今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2014年数据显示,港资珠三角电子产品制造业不到20%,其他大都是传统制造业。


 

表3  港资珠三角制造业结构(2014)

资料来源:香港工业总会《2015珠三角制造:香港工业未来的出路》。


 

跨界公干中从事制造业的香港人士的数量,近年来也是下降的,从事制造业人员不足5万人,其中“经理、行政人员及专业人员”仅为万余人,这与数量约为3.2万家、雇用员工450万人的珠三角港资制造业并不相称,意味着港资珠三角制造业与香港的关联有所弱化。


 

表4  香港跨界上班和公干人士与港资珠三角制造业的关联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规划署《北往南来——2015年跨界旅运统计调查》。


 

而深圳制造业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尽管统计指标和体系不同,但仍然可以得出结论,深圳制造业已经不是传统制造业,它和香港制造业——无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还是港资珠三角制造业——有很大差别。


 

表5  深圳制造业的发展(2016)
 

资料来源:综合整理。


 

通过比较深港制造业,我们看到,从“在香港(本地)制造”到“由香港(在珠三角)制造”,香港制造业一路向下,似乎难以走上振兴之路。这意味着,继失去“在香港(本地)制造”之后,香港也将失去“由香港(在珠三角)制造”。因此香港的现代服务业以及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与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有机整合,这是深港合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深港合作能否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引擎的关键。


 

04/ 深圳+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引擎


 

《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开宗明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完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促进“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一方面充分发挥粤港澳地区的综合优势,一方面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能,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实现“国家所需,港澳所能”的有机对接。基于此,深港应联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引擎。


 

深圳现在处于产业链向外扩展阶段,有较强的外溢效应,需要与香港的金融和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深圳的外溢功能(产业链扩展)+香港的辐射功能(金融投资),深圳的内向拓展(内地市场)+香港的外向跳板(国际网络),可形成带动功能。深圳制造(高新技术产业)+香港服务(工商业支援服务),深圳创新(催生新产业的平台)+香港研发(发明及知识产权保护),可形成辐射效应。这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引擎的核心内涵。


 

深圳和香港应“彼此利用,协作共赢”。深圳应推动实体企业进入香港,借香港之利提升发展水平,拓展市场。探索“深港+N”合作模式,联手香港参与“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借助香港的吸引力,吸引国际高端资源,推进有利于深港的合作项目。


 

香港应将香港创新及科技发展与深圳的产业资源特别是制造业对接。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下以深港为主体的开放型科技创新体系,布局开放式“工业4.0”。以深圳为主要对象,探索如何将香港自由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的深港合作,还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要素跨境流动的宽松与弹性调整。包括“一周一行”政策调整,口岸通关查验简化,通关自助化水平提升,特殊物流的征税调整等。


 

二是城市及社会管理方面的协作交融。如聘用港人参与深圳城市规划管理(比如水务),拓展与香港公营机构及行业协会的合作,强化教育医疗领域合作等。


 

三是率先探索落实港澳居民的同等待遇。重点关注一般居民在就业、税收、社会福利、购房、加入公务员队伍及参军资格等的同等待遇。


 

四是合作开发落马洲河套地区。落马洲河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涉及深港合作的方方面面,是深港合作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和难得机遇,对落马洲河套进行全面、创新的制度性安排,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