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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合作 | 张玉阁: 深港合作应更多从“组织”拓展到“个体”


根据香港规划署发布的一项名为《北往南来》的调查统计,2015年,深港两地跨界上班的人数为47600人。


 

当跨境往来已达到如此规模,就深港合作而言,两地的人员往来、互联互通还需要哪些进一步的突破?尤其是在科创产业中,人员交流又如何促进深港进入更深层次的合作阶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张玉阁长期关注港澳地区经济事务、深港合作等话题,曾参与深港合作共同提升国际竞争力、建构港深都会等课题。


 

今年,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腾讯合作推出题为《创新驱动与都市转型:打造中国的世界级湾区》的研究报告,提出湾区要由单一城市向都市群转型,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转型,张玉阁是报告的主要撰写人之一。


 

张玉阁告诉记者,提出“双转型”的着眼点首先是香港,在湾区“9+2”城市群中,香港仍然是最发达的区域,深圳则是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表现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深港合作则会成为大湾区的重要“引擎”。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张玉阁认为,深港两地的合作,也更应该从“组织”拓展到“个体”,真正地实现从“惠商”到“惠民”的转变。


 


 

从“生活一体化”到“创造一体化”

《21世纪》:今年在香港的一场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你们提出湾区要实现“双转型”,分别是指单一城市向都市群转型,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转型,提出这种概念的整体逻辑是什么?
 


 

张玉阁:当时的报告发布地点是在香港,某种程度上,这一提法的着眼点也是香港。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城市的行政界限,而是要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去进行要素资源的配置。香港与国际的沟通联系非常强,但和珠三角之间还是有边界,有香港本地的学者提出香港是“有边界的全球化城市”。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要尽可能减低“边界效应”,促进要素资源的顺畅流动,这样可以弥补自身产业结构单一的不足,这是第一个转型。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经济发展要经过四个阶段,分别是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如果把创新驱动按照狭义的科技创新来理解的话,香港一定程度上是跳过了这个阶段,直接跨越到了财富驱动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发展动力衰减乃至不足,因此香港应该适度“折返”,强化创新引领,这是第二个转型。


 

参照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纽约提出“继续发展知识经济,成就科技纽约城市”,引入外部机构共建纽约科技城,建设“硅巷”,打造美国东岸科技重镇;伦敦近10年来也打出技术创新的新招牌,打造属于英国的硅谷,伦敦老街逐步发展成为“硅环岛”,是伦敦技术创业核心地带,排在旧金山硅谷和纽约之后,号称世界第三大技术企业集群区。全球金融中心城市均在强化自身科技创新优势,香港也不例外。


 

《21世纪》:都市群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流、物流、资金流跨越行政边界自由流动,你也提到“边界”的问题,以深港的合作为例,当前的阻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突破口又在哪里?


 

张玉阁:首先要客观地去看待边界。基于“一国两制”,以及港澳空间、人口规模与珠三角城市之间的不对称性,边界管制是必要的。但在这个前提下,提升要素流动的效率仍然可以有很多作为,包括“一周一行”政策调整,口岸通关查验简化,通关自助化水平提升,特殊物流的征税调整等。


 

现在深圳户籍居民赴香港改为了“一周一行”,也就意味着一周内不能连续两天往返,这会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未来可不可以稍微变通一下,采用更弹性的制度,比如规定一年内允许往返52次。或者从技术的层面去突破,如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加快人员的通关效率。


 

除了人流、物流、资金流,还有信息流,很多人都在诟病通讯问题,现在深圳(珠三角城市)和香港之间通话仍然是国际长途,这个问题其实提了很多年。类似于这些改进要素流动的措施,其实有很多方面可以去做。


 

《21世纪》:整体来看,怎样评价当前深港两地之间人员交流的情况?


 

张玉阁:2015年,香港和内地之间每天有65万人次跨境往来,相当于一个移动的中等城市。其中,来内地的香港居民中有七成的目的地是深圳。


 

深港民间的交融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但要注意的是,这些来往的人是做什么呢?主要是休闲、探亲,其次才是商务活动,香港人在深圳乃至珠三角就业的比例则更低。


 

某种程度上,现在深港之间仅仅是“生活一体化”,是消费型的,还没有真正实现“创造一体化”,港澳居民在内地就业、创业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


 

十九大报告提出,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与促进人员要素的流动密切相关。但如果跨境就业,就涉及到纳税、社保的衔接等问题,以及子女教育、购房购车同等待遇等问题。现在有一些相关政策,但总体而言,还需要有一套系统的顶层设计。


 

深港合作应是大湾区“引擎”

《21世纪》:说到“金融+科技”中心,香港和深圳各有所长,并且有一定的互补性,你怎么看待深港两地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扮演的角色?
 


 

张玉阁:深圳和香港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引擎,可以带动整个湾区的发展,这两个城市,任何一个都可能难以发挥引擎作用,需要加在一起形成合力。


 

深圳现在处于产业链向外扩展阶段,有较强的外溢效应,需要与香港的金融和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


 

深圳的外溢功能(产业链扩展)加香港的辐射功能(金融投资),深圳的内向拓展(内地市场)加香港的外向跳板(国际网络),可形成带动功能。深圳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加香港服务(工商业支援服务),深圳创新(催生新产业的平台)加香港研发(发明及知识产权保护),可形成辐射效应。这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引擎的核心内涵。


 

去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香港成立首个海外创新中心,瑞典卡罗琳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也在香港启动。为什么会设在香港?主要是因为香港制度体系完善,规范透明,保护有力。例如知识产权方面,境外机构的研发能得到比较好的保护。


 

但一旦进入到市场化运营的阶段,深圳或者说它背后的内地市场的角色一定是会被纳入其中的。所以深圳要意识到,国际研发机构进入香港,给香港和深圳都带来机会,深港可以共同经营国际高端资源,实现互利共赢。


 

《21世纪》:在科创方面,香港近年来有很多动作,新任行政长官的首份施政报告也着重强调科创产业。在湾区时代,香港的科创产业如何与深圳更好地合作?


 

张玉阁: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香港只是没有科技产业,并不是没有科研能力。它的研发水平很高,香港的几所大学全球排名都很好。它的问题在于要把科研成果市场化,这就需要与深圳以及其他珠三角城市的合作。


 

我在硅谷见到一家做电子产品的企业,在香港和深圳分别成立了办事处,为什么这样布局?因为做设计在香港,但产品化阶段又需要在深圳。


 

过去大家说得最多的案例是大疆,实际上,香港的高校研发对整个深圳乃至珠三角的渗透都是非常强的。有一项官方数据,2014年深圳获批的65%的科技部973项目、40%的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是由在深圳的香港高校科研院所主导承担的。


 

未来的合作,从深圳的角度来看,应该加大吸引香港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的力度,给他们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可能短期来看,薪酬比不上香港本地的水平,但让这些人真正能够学有所用,并且在高科技的行业里看到成长的前景。


 

事实上,吸引香港的企业更多的已经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关注点更应该从商人、集团、组织转向个体,尤其是香港的青年,怎样给他们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从以前的“惠商”变为注重“惠民”。香港的就业很充分,这其中有“自由行”政策拉动的因素,但存在就业结构不均衡的问题,这是未来需要改善并且可以改善的。


 

另一方面就是支持深圳的高科技企业进入香港发展,充分利用香港独特的要素资源,在国际化上更进一步。对于很多中型高科技企业而言,香港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跳板”角色。这样一来,同时能够在香港为本地青年提供就业机会。


 

河套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它适用于香港的制度,同时又紧邻深圳,要想利用好这个优势,需要在河套进行制度探索,包括薪酬、社保、税制等。如果能够形成突破,未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