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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灏:主持深圳工作的八年


李灏:主持深圳工作的八年

 

从1985年到1993年,我曾任深圳市市长、市委书记。这8年,是我一生的幸运,可以放手做事,大胆试验,大胆地闯。现在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时了,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深圳发展的模式并不是固定的,但领导者需要对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才能有的放矢解决问题走下去。

李灏:主持深圳工作的八年

 

有了改革权当市长才有点意思

人生有很多变数。1985年,中央决定派我到深圳工作,许多人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感到有点突然。当时,我还在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对这个调动,我确实没有思想准备,同时也觉得自己不合适去深圳工作。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起步,对这个新事物,境外有些传媒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内地对深圳的非议也不少。有些同志好心地劝我不要去那个地方,还有人很直接地说去那里是送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感觉。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多年党龄的干部,组织决定还是要服从。田纪云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说,好几个部门要你,我们都没有放。这次任命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谷牧同志说得很干脆:中央做的决定,你能改变吗?一副无奈的表情。

后来我了解到,派人到深圳,对深圳班子要作一些调整,是中央高层下的决心。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很大成就。但由于摊子铺得太大、经济秩序不够好等原因,各方面的批评也比较多。内地则对深圳利用特殊政策倒买倒卖赚内地的钱不满。1984年,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视察,他说这次来只看不说。他给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是离开深圳5天后在广州补题的。回到北京,小平同志还曾说到,深圳是一个试验,成功当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一个经验。这说明小平同志对深圳充满期望,同时也不无忧虑。

当时深圳领导班子的团结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主要成员之间不那么协调。开始,中央也觉得临阵换将不太好,是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才下的决心。

我从中央机关到深圳工作,外界确有各种猜测,认为我是“京官”,肯定有尚方宝剑。香港的一家报纸说是“京官南下,力保特区”。

我上任前,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与我谈话涉及的问题比较全面,特别强调深圳功能任务、改革权的问题非常重要和关键。他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两年左右时间帮助梁湘把深圳的工作调整好。我提出要明确一个问题,“深圳还是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他说,“当然是”。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资改革方案,改革了劳动分配制度,可是广东省认为标准太高了,要求停止执行,这说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问:“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他点头同意。有了这个权,我觉得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否则一点意思也没有。

不久,中央发出通知,派我作为广东省副省长候选人到深圳特区工作,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随后,在广东省人大会上,我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

搞好班子的团结是中央领导交给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到深圳后,我与市委书记梁湘同志交换了意见,提出当时工作的“八字”要求,即稳定、控制、调研、团结。为了解决班子内部的矛盾,我分别找了梁湘、周鼎等同志谈心,希望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交心,解决矛盾。我还要求开常委会不能拍桌子、吵架,要心平气和,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当时深圳与内地,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关系比较紧张,与蛇口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处理好这些关系也是当务之急。我提出深圳是全国的深圳,要牢牢树立这个观念。如果不在练内功上下功夫,而是利用特区的政策赚便宜,有悖建立特区的初衷。为了协调深圳与蛇口工业区的关系,我到深圳的第三天,就去蛇口搞调研,并专门拜访了袁庚同志,向他传达了中央领导对深圳的指示。袁庚同志说,你来得还不是时候,现在问题很多,但还没有爆发,一些人对严峻形势缺乏正确认识,认为形势还不错。我们一致认为,深圳与蛇口工业区的团结很重要,我们要支持梁湘同志的工作。

李灏:主持深圳工作的八年

 

四项改革为深圳发展铺平道路

深圳的改革,应该说并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开的,而是在发展建设初期,问题摆在了前面,非要去解决不可。任何一项改革都遇到这个问题,任何改革要等到统一认识得到一致认可,或者得到批准后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们一直强调,实践最重要,探索和试验最重要。

1985年8月,我来到深圳的头20多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况,搞调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决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时还没有人大和政协,首先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在9月底的市长办公会上,经过深思熟虑,我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成立四个机构。

第一个是成立外汇调剂中心。这是一项大的突破。根据当时外汇管理条例,企业出口创下的外汇只能到银行去结汇,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换算成人民币;进口需要外汇,也只能去银行按照牌价购买外汇。1979年美元公开挂牌价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是2.8元,外汇结算实行双轨制。由于换汇成本不断上涨,几年涨到三四元,对进口有利,但对出口不利甚至亏损。为了大量进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业就到处想方设法搞外汇,导致外汇紧缺,黑市外汇炒到五六块以上。当时中纪委五室带领几十人,加上广东省的同志,有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深圳,任务就是打击外汇黑市买卖,还抓了一个贸易公司老总。我向他们解释,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汇只在企业内部调整,老总个人没有从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们很快就会建立一个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纪委的同志很讲原则,把情况跟北京汇报后,队伍就撤走了。

不改变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搞不成。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办,1985年11月,我们就以市政府名义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委托深圳市人民银行具体操作。当时深圳市人民银行行长罗显荣到北京汇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管外汇管理的领导苦笑说:“老罗,你怎么接这么一个任务?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就对老罗说,出了事由市政府负责。我们严格规定,只要是深圳的企业,搞出口创汇,就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去参加调剂,用汇单位也必须是深圳企业,要严格审查,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价格随行就市,双方协商决定,不搞统一价格。这是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这项改革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确认合法。

第二项措施是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出于什么动机呢?我当市长后,经过调查,发现所有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这问题就大了,不用政府机构投资,挂上国有企业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单。市里领导只能说清楚当年财政收入多少,负多少债,但是全市有多少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作为市长,连家底都不知道,这怎么行?而且很危险,我下决心改变这种“糊涂”状况,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就是现在的国资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属国有企业通通归它管理,一个投资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国有企业。对这一改革,财政局就首先反对,说把财政权夺了,省里也不赞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正式挂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从建特区到1989年深圳国有资产净资产达到32亿元。

第三项措施是成立监察局。这也是全国首例。为什么成立监察局?目的就是把队伍管好。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我刚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贪污?我回答说,深圳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再完善的社会也有,不过深圳不厉害就是。他又问,你们怎么对付?我说,我们准备参考你们的做法,成立监察局,新加坡有反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们不一样,不能照搬。我们的监察局有三个方面的职能:第一是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水平,这是政治性;第二监督党风和政风,监督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监督党政官员的操守,这才是监督重点。我来以后,看到当时搞“严打”、办案抓人等,动不动都是纪委、政法委冲在前线,都是以党的名义出面,对我们很不利,这些明明是政府的职能嘛。纪委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干部,监督执行,应该超脱些。于是决定成立监察局。

监察局紧锣密鼓地筹备,过了几个月,开市委常委会,我就问,监察局筹备简报怎么不发了,近来无声无息了?怎么回事?当时大家鸦雀无声,都不说话。追问到最后,梁湘同志说,人家不赞同搞这个东西,说是胡闹嘛。我说,谁说我是胡闹?得说出个道理来,我是认真地做改革实验,怎么是胡闹!就这样停顿了一阵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监察局才正式成立,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何勇同志还发来贺电。当时对监察局的干部要求很严,我主张同级别的干部加一级工资,各方反对得不得了,后来只加了半级。

第四项举措是成立规划委员会。那时深圳还没有国土局,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一个城市的市长必须把城市规划权抓在手里,否则就乱套啦。我当市长不愿兼职,但规划委员会主任我是当仁不让。这个机构成立最顺利,第二年1月,也就是1986年1月,市规划委员会就成立了,聘请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做首席顾问,另外还有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学会、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规划局在内的30位中外规划设计权威人士担任规划委员会顾问,规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的规划委员会工作会议,审议和批准涉及土地开发、城市规划的重大事项。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正在搞旧城改造,规划委员会开会时,英国专家提出意见,说旧城改造把什么都拆掉,就等于一个人失掉记忆一样,他反对把旧城什么都拆掉。市政府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不必要的拆迁。我又提出,规划不能光在特区内搞,还要包括宝安县。现在大家都认为深圳的城市规划是不错的,其实当时的认识不够,如果经验多一点,精力多一点,也许城中村、乱占乱搭建就不会那么多。

这几项改革,化解了矛盾风险,站稳了脚步,管好了队伍,管好了资产,为下一步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李灏:主持深圳工作的八年

 

以壮士断臂的勇气调整经济结构

深圳经过最初几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急剧升温,逐渐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当时,人们对于经济结构、外汇收支等缺乏经验,未能引起警觉。由于前5年超高速的发展,潜伏着的问题终于在1985年下半年暴露出来。由于深圳基建规模过大,资金全面紧张,也给市财政不断增加压力。不得已,市财政只有向银行贷款用于基建,几年下来透支近8亿元。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外汇和财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问题浮出水面。1985年初,香港《信报》连续12天刊登一组文章,总题为《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

正当人们对深圳特区前景议论纷纷,感到彷徨、迷茫之际,1986年初,中央及时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给深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主要作用并不是自己创造多少产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创造出新鲜经验来,要求深圳把工作重点转向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来,由过去的铺摊子、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

调整势在必行。这次大调整,是深圳建立特区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有人用壮士断臂来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调整就没有出路。1986年,我们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这是一次自觉有序的调整,是有序的撤退,在被动中求得主动。第一,调整是积极的方针,不是倒退,也不是否认过去的成绩;第二,调整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调,有的少调;第三,调整必须与改革结合起来,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为特区长远发展、为建立新体制新机制打下一个基础。我们规定今后不许搞赤字财政,政府机构不许给企业乱担保。

经过1986年到1987年约两年的调整,1986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从1987年起便稳步快速增长,从此以后深圳的经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可以说,那时的大调整和相关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年后,我们还完了所有的银行债务,深圳成为没有债务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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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股份制改革到证券市场

深圳是全国最早建立证券市场的城市,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建立证券市场,这是改革到了这一步必然要出现的结果。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就是想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引起我注意和思考的是1984年,我看到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国国企改变现状的思路,应对国企在不触动公有制前提下实行股份制改革。他们认为为什么不能把国企独一无二的一个“东家”分解成几个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地区的国企“东家”?毕竟不同的“东家”有不同的利益。我认为这些观点很新鲜,为此专门请教国家体改委的有关同志,但没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他们说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多的研究。

来深圳工作后,国企股份制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因为要解决国企中诸多问题,就不能不啃这块骨头了。1986年10月,经反复调研、征求意见和修改,我们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和现在完全不同,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们求企业啊!

1987年2月,市政府又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最早允许私营企业成立的政府规定。可以这样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私营企业法规,是一项重大突破。这项改革的影响和作用大啊!明确规定:现金、实物、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投资入股分红。第一,商标、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得到尊重、保护,大大调动了拥有人的积极性;第二,只要有技术、专利等,可以办国有企业,也可以办私营企业,实现企业形式的多样化。现在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之一的“民营企业”,就是在“民间科技”突破后所提供的空间发展起来的。

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当时深圳发展银行等几家股票还是柜台交易,如交易量很大,仅有柜台交易是不行的。

回来以后,我就考虑深圳证券市场建设问题,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建立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使企业筹集到更多的发展资金。我们马上就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有人不理解,质问“为什么要搞资本市场”?后来有人提出,说资本市场不好听,容易被人误解“资本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联系,那好,以后就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从这时开始筹备的。

到了1990年,场外黑市交易泛滥起来,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为了加强对股票交易的管理,我们加快了建立证券市场的步伐。这期间,上海市领导带队专门来我们这里取经,把我们几乎全套的东西拿去复制。没想到结果是,我们先报了,北京不批;上海报上去,就批下来。知道这个信息,到1990年11月下旬,我们所有的证券交易系统都搞好了,我说不能再拖了,今天就拍板,就同郑良玉、张鸿义几位市领导,还有几大银行的行长,一起来到证券交易所参观观摩,大家很兴奋。筹备组负责人王健和禹国刚告诉我说,准备工作早做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开?他们说,没批下来。我说,明天就试业,批准不批准,我们政府负责。选定试业的日子是12月1日,我们说的是“试业”,不用“正式开业”这个词。上海12月15日是正式开业,我们是12月1日试营业,也没搞仪式,到第二年批下来,1991年7月9日才补办了开业仪式。

当时对证券市场的认识没有完全统一。小平同志1992年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他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

1992年“8·10”事件引发了深圳股市的一场风波,是因为新股认购抽签发售而引起的。为认购新股,全国各地120万人涌入深圳。由于舞弊现象严重,导致了广大排队购表股民的极度不满。8月9日售表当天,一些发售网点的秩序就开始混乱。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8月10日那天晚上,少数人开始行使暴力,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干警。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

怎么办?大家束手无策。我说没什么别的办法了,提议把明年股票额度一部分提前到今年发行。因为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有人说要不要向上面请示?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嘛!我说,这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决定以后,连起草文字都来不及,草草写了几条,就拿到广播车去广播: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最关键是这几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将明年的部分额度提前发行。明天还在原来地点买。结果,游行群众一听呼啦一下散去,都排队去了。

一切部署完毕,大概凌晨两点钟左右,罗干同志来电话询问事件情况,我把整个过程如实报告,说已经平息了。过了一会儿,丁关根同志也来电话询问,我又报告一次。又过了半小时,李鹏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告诉他,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我都认。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很感激李鹏,在这关键时刻他支持了我的紧急措施。凌晨三点多我回到家里,刚躺下,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我又报告一番。

一夜就这样过去,平生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了。现在想起来,仍然有些后怕。事情发生在小平同志南下视察后不久,如果冲击边检,冲击政府机关,出现重大冲突流血事件,怎么向中央交代?后来中央通报批评我负一定的领导责任,我心悦诚服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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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难忘的教诲

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并发展南方谈话已过了19年。我们很怀念小平同志。陪同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的这5天,让我毕生难忘,深受教育。

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当时国内出现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等争论。其实,从深圳特区建立开始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其间对特区的非议、反对声音一直没停,主要是围绕建立特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特区进行的各项改革,是顶住各种压力,冒着很大风险进行的。这些改革对或不对,期待着小平同志来检查指导。当小平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斩钉截铁地说特区是姓“社”不姓“资”时,特区人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信心百倍。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小平同志乘坐的列车开进了深圳火车站。小平同志1984年来过深圳,虽然他8年没来,但一直关注着深圳的发展。深圳成功不成功,关系到他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不成功。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况下,这个实践直接关系这条路线的成功与否。实践的结果证明了这条路是行得通的。所以,小平同志在深圳情绪特别高。

1992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就要离开深圳了。我想,深圳下一步搞什么,还未汇报过,得抓紧时间向他请示。在乘车去蛇口码头的路上,我就向他汇报我们的初步设想和部署:第一,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第二,搞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第三,撤销宝安县,建立3个区,逐步推进特区内外的农村城市化;再一个,充分利用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的立法权,加强法制建设,把全市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听完我的汇报,小平同志非常干脆,立即表态说:“你说的那几项我都赞同,你就大胆按照这个去做,你要注意总结经验,发现做得不对的就要赶快纠正,避免犯错误。”我说:“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做,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小平同志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又强调说:“我跟你讲,第一就是大胆去干;第二是发现干得不对的地方要及时纠正,总结经验,不是首先考虑犯不犯错误。”又说:“改革开放的步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小平同志说话很有针对性,一句是一句,没空话、官话。

到了蛇口码头临别的那一刻,他已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对我们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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